“中国的研发中心在跨国医药公司总部的地位始终比较低，在一些特定领域，中国的研发成果的确有领先，但总体的研发氛围并没有优势，研发成本一点不低。”一位曾经参与过跨国药企研发中心关闭事宜的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创新无论在哪里，它的评估方式都是一样的，都要看投入产出比，从短期来看，医药企业在中国做研发投入产出比还不够。”
2017年9月7日，礼来制药正式宣布关闭其位于上海张江的中国研发中心。当天晚上，礼来全球官方网站抛出一系列全球运营优化举措，包括裁减3500名全球员工，这是继年初戴维·里克斯(DaveRicks)接任公司总裁后，礼来的最大规模的重组。业务优化实施后，礼来公司预计从明年起将节省约5亿美元。事实上，礼来也是继今年8月GSK宣布关闭位于上海张江的神经疾病研发中心后，又一家选择在华“瘦身”研发中心的医药巨头。
预期效果难达标
礼来中国研发中心落成于2012年3月，是该公司在亚太地区设立的首家研发中心，主要承担针对糖尿病并发症、肿瘤和生物治疗等方面药物的研发工作，彼时礼来上海中心的成立也标志着开启跨国药企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的热潮。
作为此次大规模人员调整的措施之一，此次礼来在华研发业务调整后将有100余名员工受到影响。不过根据礼来方面透露的信息，此次人员调整仍将“保留相当规模的本土药物研发团队”。
礼来总裁戴维·里克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有丰富的机会-过去四年递交了八种药物，并在明年底之前还有两种药物。”“要全面实现这些机会，投资新一代新药，我们正在采取行动，精简组织，降低世界各地的固定成本。”
从这份声明中可以看到的是，几乎和数月前诺华公布2016年财报时所宣布的战略调整所一致，礼来也希望通过这次人员和部门的重组调整实现“战略聚焦”的效果。但为何中国研发中心被归在了调整范围内?
多位业内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在华兴建研发中心的投入成本正变得高昂，包括土地、人力等各个方面。而医药研发又是长期、重金投入的浩大工程，也正因此，这些跨国药企的中国研发团队由于研发成果尚未达到国际水准，被总部选择了放弃。
以此前GSK中国研发中心为例，其成立伊始的规模不仅人数和投资额在外资药企中首屈一指，而且定位是首个从前期研发到后期临床开发全过程的全球级研发中心，最多时超过500人，是GSK除美国英国以外第三大研究中心。
根据彼时GSK中国研发中心的定位：“InChinaforGlobal”(落地中国，服务全球),GSK将利用中国“价廉物美”的研发人才和医药资源开发全新的药物提高中国市场在总部的重要性，甚至不排除以此换取一些政策优惠。
“但是中国研发中心楼盖起来、人招起来之后，大家才发现很多预期难以实现。”一位了解内情的跨国药企大中华区CEO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研发的下游临床开发部分挺忙，各种临床试验接二连三。但上游研究部分就不好做，都是跟着总部研发屁股后面打杂，很难有深入的开创性研究，中国研发中心运作多年后并没有弄出什么新药。所以早期研发部门就成了裁撤的重点。”
除此以外，在他看来，外资医药企业普遍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抱有顾虑，很难完全放心将核心技术与业务放到中国来。加之近几年中国本土研发突飞猛进，人才竞争压力下造成自身研发人员的薪酬飞涨，还有巨大的跨国管理、沟通、差旅与人员外派开支，中国研发中心成本一点都不比欧美低。
“要在中国市场上研发全球第一阶梯的新药，目前中国的人力物力还达不到，另一方面，因为政策的原因，现在在中国布局研发中心也并不能起到当初所预想的帮助总公司的产品在中国销售的目的。这样就形成了投入很大、产出很慢，水平也达不到世界一流的结果。”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本土企业重金“挖墙脚”
从跨国医药企业在华的发展来看，2000年之后，中国市场对于跨国药企越来越重要，同时也响应中国政府引进创新的号召，跨国药企开始陆续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如罗氏最早在张江建立了首个发展中国家的研发中心，随后如辉瑞、阿斯利康、GSK等也纷纷加入了这一行列。
对于中国医药行业而言，跨国医药企业在华研发中心的纷纷成立，一个巨大的利好是打开了引进新药研发人才的窗口。原辉瑞研发副总裁兼辉瑞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谭凌石、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陈力、原赛诺菲亚太研发中心总裁江宁军、原GSK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臧敬五等都纷纷被“挖墙脚”跳去了华领、基石这样的新锐本土创新医药公司，摇身一变成为了新药研发公司的创业者，有的甚至被高薪聘请，转行去做了医药投资人。
跨国医药企业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最早参与组建跨国医药企业中国研发中心的关键负责人，他们不仅仅带来了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水准中国研发中心，更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研发人才，这些人才正在成为中国制药行业创新的中坚力量，而与此同时崛起的中国本土医药企业也纷纷向这些医药人才抛出了诱人的橄榄枝。
“从跨国医药企业里面出来的人才往往能在本土企业做的很好，中国市场能认可不是最创新的研发，但在国际上就不一样。”以上述跨国医药企业CEO表示，“从最早的辉瑞到后来的GSK、默克、礼来、罗氏，几乎都是这样，评估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加上本土企业的高歌猛进，形成了人才的流失。”
可以看到的是，在近几年中国政府频繁抛出鼓励本土创新、向国际接轨的审评审批监管等政策，加之自2015年开始当下火热的融资环境，种种因素都在激励着不少医药人走上创业之路。
中国依旧是中长期决策的重要市场
“其实跨国医药企业各国的研发中心内部也有竞争，每个项目都需要做到最快、最好。我们相信礼来是在某个时间点、某个特定因素下作出的考量结果，但对于我们而言，中国市场仍是公司中长期决策的重要市场，而如果在此时选择了出去，再回来的成本可能会更高。”美敦力中国研发中心高级研发总监李元勋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医药研发正在经历最好的时代，在李元勋看来，目前跨国医药企业要想在中国获得最佳的研发效率，并不是一味追求全球最顶级的研发成果，而是基于中国医疗行业的临床特色，研发适合全球市场的“性价比高”的产品。
“在中国做研发，一定要做好价值定位，基于中国医疗市场的特点和优势做研发，这并不意味着你只能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它同样是全球化的，毕竟大家都爱物美价廉的产品。”李元勋表示。
据他透露，目前美敦力在上海研发中心已经开发的24个产品中，22个产品已经完成了产品上市，其中17个产品同时布局在海外销售。而这些全球销售的“中国智造”产品，仅有28%的销售额是来自中国地区，其余51%的销售额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另外20%以上来自发展中国家。
在李元勋看来，中国的医生一直走在国际前沿，而中国的医学临床手术量大、病人多，其实非常适合跨国医药企业来做创新，也正因此美敦力对于中国研发部门的投入正在加码。
事实上，尽管跨国医药企业关闭中国研发中心消息不断，但业内人士依然认为现在是中国医药研发最美好的时代：CFDA简化了新药的注册流程，强化了专利保护，增加了准入和价格利好。另一方面，资本领域对新药研发空前热情，中国研发甚至可以获得不亚于欧美的投入，大量海外做新药研发的高端人才纷纷回国，从临床数据来看，在近几年中国的新药层出不穷。
包括百济神州、再鼎医药在内的新锐生物医药公司如雨后春笋，其中一些已经完成了在海外的上市融资，并获得了来自包括华尔街在内的资本认可。
而跨国药企裁减中国研发中心在不少人看来其实也可以说是换个思路做研发：从自己包揽一切转向与外部共同研发。
礼来、GSK中国研发中心的陆续裁撤实际也可以看做是也是中国本土研发实力提升后倒逼跨国药企研发策略改变。根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全球上市的重磅新药有一半是跨国药企从小型研发公司买来的，例如Sovaldi,Humira,Opivo、Imbruvica和Ibrance等等。在跨国医药巨头看来，他们保留需要较大人力资源的临床开发。
就礼来而言，礼来亚洲基金目前在中国已经投资近10亿美元，其中有7家位于上海，还有其他各地的信达生物制药、三生制药和贝达药业等。根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在去年，礼来亚洲基金还投资了在中美均有布局的一家基因公司“奕真生物”，借此布局基因药物的开发。
而在此前不久的8月17日，本土制药企业誉衡药业也曾宣布将创新PD-1抗体GLS-010的国际权益独家授权给专注于研发创新肿瘤免疫疗法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ArcusBiosciences。该药物正是誉衡将创新药物委托外包给新药研发平台药明生物两者共同研发的成果。
在此次合作中，美国药企Arcus将获得GLS-010在北美、欧洲、日本及一些其他地区的独家开发和商业化权益。他们计划以GLS-010与其他候选产品进行肿瘤免疫组合疗法的开发并支付1850万美元的前期许可费。而针对含GLS-010的11个组合产品的开发、批准注册，药明生物和誉衡药业可获得最多4.225亿美元里程碑付款，同时还将有权获得最多3.75亿美元的商业化里程碑付款，总合同金额最高可达8.16亿美元。双方还将享有产品上市后净销售额最高10%左右的销售提成。
“这个事根本不是什么一个时代的结束，反而是时代的不断进步。在中国新药研发最好的时代，没有哪家治理正常的公司会缺席。”上述不愿具名的跨国医药企业CEO如此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