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月11日)，人社部医保司司长陈金甫发表署名文章称，明确“补缺、选优、支持创新、鼓励竞争”的医保用药需求导向，重点考虑重大疾病治疗用药、短缺药、儿童用药，优先考虑创新药品，扩大竞争性品种。
对只有安全性无显著有效性的“神药”，则在准入条件和使用管理方面坚定予以限制。
近十年来，中国医疗服务与医药市场呈现了快速发展和质量总体向好的态势，但也存在着总体供给不足和质量堪忧的现实，既有普遍的过度医疗和资源短缺，又有“神药”当道与好药难卖等怪象。无效的医疗，无异会给医疗供给和医疗负担雪上加霜。
就在半个月之前，人社部医保司司长陈金甫曾公开表示，目前医疗消费中，有30%是过度医疗的浪费，未来医疗行业未来发展的导向是：总量会继续高速增长，但质量必须放在第一位，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引入新动能。
如果只靠政府投入、行政推动，是没办法持续的。必须要有原始的动力成长机制，使得医疗市场化更具有价值创造力，医疗服务更有内在动力。
事实上，医保支付本质上是消费者购买，并不法定承担医药创新发展和质量安全的责任。但在市场机制有效作用条件下，消费，尤其是集团购买，无疑具有供给导向作用。
以下，是这篇文章围绕医保支付与“神药”博弈的精选摘录，以飨读者。
“神”药已死
医保购买实现价值导向
曾经有分析，在中国卖得最好的药不是最好的药，用得最多的不是中国技术而是国外技术。文章认为，当医疗服务和药品生产由于扭曲的利益机制作用普遍出现劣币驱除良币时，谁还会提供好东西，最终损害的是人和资本的根源性创新驱动。
作为具有社会治理功能和集合资源能量的医保集团购买，必须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理论支撑，聚焦于中国医疗发展症结和医保时代命题，用好支付杠杆，发挥消费导向，把更有质量、更具价值的医保购买写在医保改革的旗帜上。
当然，建立价值导向的医保购买，既不能一厢情愿，也不能急功近利。重要的是承认价值是一种追求，并建立正确导向。价值并不必然是供需双方共同的理性选择。
所谓价值导向，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是指消费者购买对服务提供者产生的价值引领的作用，并将这种作用传导到关联领域和上游，从而形成全链条的价值追求和创新驱动。要形成这种价值传导，不是靠说教，而要靠利益机制。
战略投资
商业投资抵抗医保风险
老百姓看病就医本质上是患者购买医疗服务，医疗保险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应运而生。
医保购买医疗服务，不只是做出纳和会计，而是替国民实施对医院的博弈，进行价值的选择和成本的平衡，买到更好的服务。
第一，要旗帜鲜明地强调更高质量和具有价值的医保购买目标。
要将质量管理嵌入评价考核指标，形成强烈的利益激励。如果说我们过去讲医保支付方式的功能主要强调基金的平衡，而从当下的医疗服务质量现状看，更有质量的治疗，意味着更具效率的基金支出。
第二，要用未来投资的战略思维强化医保购买的方向引领。
对具有极高临床创新价值的产品和技术，现在或许买不起，但考虑到药物的替代性和集团购买的询价机制，现在付出一定的成本，无疑对当下的质量提升和基金绩效具有显著改善，更重要的是对未来价值创新的支持激励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
第三，要在医保集团购买中增强集聚资源效能，增强基金风险平衡能力。
医保的战略性购买，靠的是医保资源效能和总体风险平衡能力。这就需要更深度地进行医保制度整合、管理统一、基金统筹、数据集中；需要更广泛地推进集团购买和医保谈判。因此，医保的外部功能作用必须与系统自身改革同步进行。
以患者为中心
专业谈判促药品降价
2017年，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对由专家评审确定的45个独家专利药品组织谈判，最终36个品种经谈判协商确定的医保支付标准较原零售价格平均降幅达44%。
第一、确立价值导向的医保用药需求。
以病人为中心，以临床为基准，明确“补缺、选优、支持创新、鼓励竞争”的医保用药需求导向，重点考虑重大疾病治疗用药、短缺药、儿童用药，优先考虑创新药品，扩大竞争性品种。对只有安全性无显著有效性的“神药”，则在准入条件和使用管理方面坚定予以限制。
第二、引入社会协商，坚持规则至上。
在国家医保药品准入和支付标准谈判中，以社会协商、集团购买、平等谈判的治理理念，设置了全流程的法律规范和操作规程，让规则成为每一个参与谈判人员可遵循、可检测、可追溯的行为准则。
第三、以专业彰显科学价值，以数据消弭认识偏差。
为了支持谈判，由临床药学专家和社保管理专家分别成立药物经济学评估组和医保大数据评估组，独立组织研究提供评估报告。
当企业进入谈判室的时候，除了医保预期支付标准底线之外，其余相关信息是透明的。作为重大国家谈判，最后的谈判应该体现的是彼此的诚意与对未来发展的评估。
消费升级
医保控费力争在10%以下
医疗保险的功能与作用、成本与成效，离不开两个主体——消费者与服务者及其背后的利益；绕不开一个主题：供需关系和供求平衡，及其最终的质量与效率。医保相关数据及逻辑揭示了医保与医疗服务发展的新的历史格局。
全民医保用GDP2%左右的筹资提供了13亿多国民近80%的保障标准。这一全民普惠、机制公平的保障制度并不能掩盖医疗资源失衡导致的保障资源占有的不公平性。
事实上，医疗资源均等化绝非摊大饼式的平均化，而是医疗消费成本台阶式上升。公平是有成本的，实现保障公平需要巨量的基金支撑。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长期看能维持6%以上的增长是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但在医疗消费增长能控制在10%左右应是非常好的结果。
6%与10%意味着医保基金运行的长期趋势性风险，而化解这一风险既不能靠提高费率，更不能靠降低待遇，只能以质量管理遏制浪费、以资源配置降低成本、以利益博弈实现基金平衡。
这意味着我国医疗发展的支持机制，已经由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以财办医、改革开放以后的以药养医，转向以保促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