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i Biosciences（腾盛博药），这家刚成立就获得2.6亿美元融资的生物医药初创公司在上周震撼了朋友圈。腾盛博药的具体股权分配暂未披露，但从公布的董事会成员名单来看，7位董事中6位是资本方出身，唯CEO洪志拥有新药产业的专业背景（前GSK全球传染病新药研发高级副总裁）。
对于这样一个由众多投资人士组成的公司董事会，毫无疑问后续业务执行层面上的期望都会落在洪志身上。
为什么是洪志？
春节前夕，一篇《流感下的中国》在朋友圈刷屏，曝出了无数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千万不能倒”的辛酸与无奈。这也说明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远比癌症及代谢疾病等慢性病对生命的逐步吞噬更让人恐惧。
在这次冬春交替中，流感席卷整个中国，不少医院出现“诊疗系统瘫痪、抗病毒药物短缺”的现象，让人深刻意识到传染性疾病领域还存在巨大的用药需求。
洪志在传染病领域深耕多年，并一度做到了全球Top10药企的高管，成为国际传染病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在生物制药和医学卫生领域浸淫多年之后，洪志对行业未来发展走向的一些独特见解令人反思。
困难当头，临危受命
加入GSK之前，洪志先后在先灵葆雅（已被默沙东收购），Valeant 和Ardea（2012年被阿斯利康收购）等生物制药公司任职数十年，并于2007年加入GSK，担任全球传染病新药研发高级副总裁。
在GSK的前10年里，洪志主要从事新药开发工作。他的团队共启动了30多项新药临床试验，参与或直接领导了多个新药的研发和全球注册。艾滋病新药Tivicay（多替拉韦钠）和Triumeg正是他近年来领导开发并且大获成功的两个项目。
五年前，葛兰素史克（GSK）在华遭受重创，这家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牌药企在中国的声誉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2016年初，洪志在总部的授权下从后端的新药开发走到前端的市场，回到中国，帮助GSK恢复往日的声誉。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试图消除一个轰动全球的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洪志面临着太多不确定性。
不过洪志在接受新的任务后并没有退缩。他的策略是将GSK开发的治疗肺结核、艾滋病等针对穷人或者贫穷国家的药物加速引入中国，并通过与政府部门及公益机构合作，帮助GSK树立了集社会责任、公益和口碑于一体的先行者和改革者的形象。
为此，洪志说服GSK高层重视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并多次出席总统咨询团、美国卫生研究院、FDA、医学研究院（IOM）和比尔盖茨基金会等举办的探讨会，在全球被忽略的传染病和新耐药抗生素研发方面为相关部门提供重要指南。他领导的团队跟欧盟机构（IMI）和英国政府密切合作，在抗生素耐药（AMR）的策略和政策上起了引导推动作用。
功成身退，重拾初心
2017年，GSK在北京投资建立了以传染病为主的公共卫生研究所，紧接着洪志又牵头与清华大学医学院签署了国际公共卫生战略合作备忘录。
可以说，洪志的努力与奔波，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GSK慢慢走出了中国市场的阴霾。
但功成之后的洪志并没有重返总部，而是选择全身而退。业内的很多人认为洪志很适合做CEO，因为他曾经领导了十多个合作投资项目，其中有两家公司以创业版成功上市。但对于猎头及朋友抛过来的职业经理人橄榄枝，洪志都一一谢绝。
“我都到了生命的后半程了，所以还是想任性一次，算是不忘初心吧，希望在有生之年帮助中国加速引进几个好药。不用受制于大公司项目推进效率及投资重点分配的考虑，腾盛博药只有一个重点，就是100%面对中国。” 洪志的语气很坚定，“换句话说，接下来我的精力可以更加专注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洪志告诉记者，腾盛博药采用中美两地运营，美国团队“小而美”，主要负责在美建立及维持上游合作关系；而中国的团队则是比较“大而全”，主要是负责项目的落地工作。
项目转让（License in/out），这件事情，对于产业界而言一点都不算新鲜。然而就项目的后期进展上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多数“联姻”项目（即便是被早期被看好的品种权益），有的胎死腹中，有的是生不逢辰。
“在这个行业里待了几十年，对一些项目背后的故事多少有些了解。从表面上看，项目停了就停了，而事实上，如果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就这样被耽搁了，这不仅影响到疾病治愈的进程，更是让一些本可以继续延缓的生命遗憾离场。”洪志告诉记者。
在洪志看来，好的项目应该是从治疗端出发，而不应该被早期研发热潮和资本左右。能够得到药厂、投资者和药监部门青睐的，应该是那些原创、有很好临床前或早期临床数据、能满足临床迫切需求的新药和潜在好药。
洪志希望聚焦在传染性疾病、肝肺纤维化和老年性疾病领域。洪志表示，这主要是基于他过去在传染病领域的背景以及国内未满足的市场需求所考虑的。
中国是一个即将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80%属于不太富裕的群体，他们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享受的医疗资源有限。洪志认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机会。
洪志还跟记者强调，他个人不太倾向于选择me-too类的项目。“因为你会做，别人也会做，很容易形成红海。虽然说me-too类药物临床开发相对容易，但是上市后的竞争优势就比较薄弱了。因此我想引进到中国的项目，可能本身就是人家的香饽饽，譬如像siRNA疗法这样的创新型技术。”洪志补充道，“如何顺利地说服人家把这件事情交给你干，并且在后续的合作中顺利落地，这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患者为本，服务大众
新药开发是一件极高风险的事情，为了降低风险，腾盛博药采取轻资产运营模式，借助不同第三方伙伴来降低风险，达成目标。
洪志优先考虑的项目是I期临床试验中PK/PD数据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项目，通过项目转让后，再把这些项目交由给相应专业公司来完成。
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从最新公布的新闻稿不难发现，在上游，腾盛博药已经确定与美国领先的传染病创新药研发企业Vir Biotechnology合作，获得多达四种针对传染病的创新药在大中华区的独家权益，未来用于治疗多种传染感染疾病。
在患者端，腾盛博药已经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阿里健康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主要针对具有突破性的创新药的临床研发优化和新药上市的普及，共同探讨如何有效应用互联网+医疗技术及数字化健康平台提升病患试用新疗法的临床体验。
随着创新药产业的崛起，越来越多的新药研发公司需要CRO/CDMO服务。在拜访完药明生物后，他也有意向将中间的研发部门交给像药明这类的CRO/CDMO企业。
“如果与药明合作，一来可以快速从头到尾的搭建平台，二来团队可以将重心放在疾病领域，不断打磨产品。”洪志坦言。
药明生物CEO陈智胜告诉记者，“洪志博士过往的丰富经验和职业成就以及药明生物从追求开发速度向关注项目本身价值的转变，是我们考虑建立合作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洪志与药明生物的高管认识不到3个月的情况下，双方就提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洪志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小细节，今年年初，由中裕新药创制、药明生物协助生产的创新药物Trogarzo获得FDA批准上市，这其中也有他的一部分贡献。他曾最早把药明生物介绍给了何大一博士，如今这项合作开花并结出了果实，令他感到十分欣慰。
洪志把这家企业命名为Brii Biosciences，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层涵义。Brii中的两个i既有“patient first”的意思，又类似行走的两个人，寓意公司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因为我一直是从事传染病这块的，跟基层医生打交道比较多。在过去几年，也发现了我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依旧很不均衡。80%的优质医疗资源集中服务20%的群体。而剩下的20%的资源，又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洪志补充道，“如何利用20%的机会解决80%的问题，这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不应该被忽视和回避。”
在投资高手Robert Nelsen（注：腾盛博药董事会成员之一，ARCH Venture Partners联合创始人，曾参与Juno和Beam等企业的投资）看来，未来医疗保健的总成本不会下降，但将被重新分配。预防性保健将更有效地挽救生命并帮助人们延长寿命，数据驱动的诊断可能是治愈性医疗以外最重要的事情。而腾盛博药，准备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采访后记：由于长期生活在国外及跨国公司工作，使用母语的频率相对较低，整个采访过程中，洪博士的中文一直讲得很慢。不同于一些激进的创业者，他给笔者的感觉就是见过了人世的繁华，也体会了挫折的苦楚，展现在记者面前是一种豁达的状态，或许用“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来形容非常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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