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在全球的发病率位居男性癌症第五位、女性癌症第七位，约占所有癌症患者的7%，是所有癌症死亡中的第三大致死原因。肝细胞癌（HCC）在肝叶的干细胞发生，最为常见，占原发性肝癌的85%-90%。
统计资料显示，肝癌每年全球发病人数约84万，死亡人数超过78万。中国最新的肝癌数据显示，发病人数46.6万，死亡人数42.2万。在近日召开的2018CSCO东方肿瘤精准医学论坛上，中国肝癌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解放军八一医院秦叔逵教授指出，这意味着，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中国患者人数超过了全球的一半以上。
中国肝癌高发于东南及沿海地区，常见致病因素包括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黄曲霉素、饮水污染、酒精、肝硬化、性激素、亚硝胺类物质、微量元素等都与肝癌发病相关，其中约有10%-25%的慢性乙肝患者最终可转化为肝硬化或原发性肝癌；约有15%-30%的慢性丙肝患者会发展为肝硬化，增加罹患肝癌的风险；HBV感染后发展至肝细胞癌的平均时间为20~40年，HCV感染后发展至肝细胞癌的平均时间为20年左右。
肝癌早期并没有什么特异性症状，大多数人没有任何的表现，只有少数的会出现右上腹的不适以及腹胀，食欲不振等症状。随着病情的进展，中晚期肝癌患者可能出现肝脏，脾脏肿大；腹部肿胀，疼痛，有腹部积水及出现黄疸等。
常规的肝癌临床治疗手段包括手术（肝癌切除和肝移植）、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局部消融治疗（包括射频、微波、冷冻、无水酒精注射等）、放射治疗、系统的化疗和分子靶向治疗以及最近几年兴起的免疫肿瘤治疗（尚未在中国大陆获批）。
秦叔逵教授告诉医药魔方记者，中国肝癌患者当前诊疗条件下的5年生存率只有12.5%左右。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肝癌无论在发病的原因、流行病学特征、临床表现还是在治疗策略方面都明显不同，肝癌是中国特色的癌症，用专业术语说就是具有“高度异质性”。
秦叔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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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治疗为肝癌患者带来更多选择
免疫肿瘤治疗（I-O）是目前肿瘤免疫治疗的前沿和热点，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共刺激激动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目前国际上肿瘤免疫治疗的主要研究方向，国外已有药物上市的PD-1/PD-L1抑制剂、CTLA-4单克隆抗体均属于此类。这些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成功开发丰富了肿瘤临床治疗手段，为患者带来更多治疗选择。
2017年9月，百时美施贵宝的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通过快速通道，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之前接受过索拉非尼治疗的肝细胞癌（HCC）患者。
今年6月15日，纳武利尤单抗以肺癌二线治疗适应症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开启了中国免疫治疗时代。对于中国的另一高发癌症——肝癌，纳武利尤单抗等免疫肿瘤治疗药物能否快马加鞭，早日造福中国肝癌患者？
秦叔逵教授对此回应，免疫疗法毋庸置疑将成为肝癌治疗的主流趋势。特别是从纳武利尤单抗的CheckMate 040的里程碑结果公布开始，短短3年多的时间，在晚期肝癌的药物治疗发展上，超过了过去30年的总和，进步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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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Mate 040叩开晚期肝癌免疫治疗大门
2017年9月，美国FDA基于CheckMate 040试验数据批准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用于二线治疗肝细胞癌患者。今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发布的肝细胞癌（HCC）的诊断、治疗和随访指南中，纳武利尤单抗已成为唯一被推荐用于HCC一线治疗的PD-1抑制剂。
“从2015年ASCO会议报告到现在，几乎每一个大会，欧洲的、亚洲的、中国的临床大会，都会谈到该项研究相关的情况，因为它是肝癌领域免疫肿瘤治疗的典范。”秦叔逵教授坚信，“由于CheckMate 040依旧在不断地随访和观察受试患者的长期生存情况，因此这个研究可谓经久不息。”
今年9月的CSCO大会上，中国专家对CheckMate 040亚洲队列数据结果进行了口头报告。数据显示：试验纳入了85例亚洲患者，其中中国患者占亚洲人群的53%。亚洲人群有更高的肝外转移、更多的乙肝感染、且接受了更多的/既往治疗。但接受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治疗后，中位总生存期为14.9月（乙肝感染14.8月，丙肝感染14.8月）；24月的生存率为34.5%（乙肝感染34%），疗效评价为稳定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达17.5月。总体而言，接受过索拉非尼治疗的亚洲人群和ITT人群的治疗反应和生存率是相当的，1/3亚洲患者生存超过2年。
“这项临床试验研究，叩开了晚期肝癌免疫治疗的大门。亚洲数据也说明我们的患者长期生存数据和全球患者无差别，疗效显著持续，总生存获益趋势向好，安全性可控。免疫肿瘤治疗药物应用于中国肝癌患者指日可待。”秦叔逵教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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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治疗有差异 二线推荐无争议
虽然肿瘤免疫治疗药物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被批准用于治疗肝癌，不过尚未在中国大陆获批肝癌适应症。作为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的编委，鉴于CheckMate 040试验数据中国患者的临床数据，秦叔逵教授表示，CSCO指南已经将I-O治疗推荐为原发性肝癌诊疗的二线用药，毫无争议。
当记者问及何时会将I-O治疗推荐为原发性肝癌诊疗的一线用药时，秦叔逵教授则表示，“作为研究者，我们十分重视肝癌的高异质性。鉴于国情、社情、人种和疾病的高度异质性等多方面的考虑，我认为中国肝癌的诊断治疗，不能完全的照搬国外。倘若将I-O治疗推荐为原发性肝癌诊疗的一线用药，还需要更多中国患者与肝癌相关的临床试验数据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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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看好肝癌免疫治疗前景
众所周知，肺癌的治疗方案目前已经比较成熟，从化疗、分子靶向到免疫治疗，通过分子分型来指导患者用药，基本达到了精准医学的阶段。
然而肝癌分子发病机制复杂，没有确切的治疗靶点，导致了除抗血管生成之外的很多肝癌靶向药物开发都遭遇失败。索拉非尼之后，肝癌的靶向药物开发多年没有进展，近年获批的瑞戈非尼、仑伐替尼也同样是抗血管生成的机制。
“肝癌到今天没有目前分子分型，到现在为止，找不到一个驱动基因。”秦叔逵教授略有所思，“从肝癌既往的5年生存率来看，过去治疗的有效率太低了。但是这几年，我们从系统化疗到分子靶向治疗再到免疫治疗，从各种不同阶段的组合，到各种治疗手段联合的方式，使得肝癌治疗有了很大的进步。”
“尤其是肿瘤免疫疗法联合其他疗法已经成为了主流，”他进一步阐释，“到2018年为止，全球有2250项PD-1抑制剂的研究。PD-L1抑制剂的研究在一些循证医学著名的网站上进行注册，其中1716项是联合治疗，所有我们想到的研究都已经开展了。”
采访的最后，秦叔逵教授表示：“随着科学的发展，肝癌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免疫肿瘤治疗联合大分子靶向药物、小分子靶向药物，也可以联合不同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还有包括和化疗、放疗的联合和手术的联合等等，以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实现延长患者寿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注：目前，尚未有免疫肿瘤治疗药物在中国大陆获批肝癌适应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