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罗氏集团董事长克里斯托弗·弗朗兹先生接受了两家瑞士当地报纸Basellandschaftliche和Aargauer Zeitung（AZ Medien Ag）的采访，小罗稍作了整理，分享给大家！
论时事——
对美国大选和医疗改革有啥看法？
在您看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医药股应声大涨的原因是什么？
投资者普遍预测特朗普任期内药品价格下行压力相对较小。在我看来，只要罗氏的药品能比现有疗法提供更高的附加价值，不管谁来当美国总统，我们都能有很好的表现。
您本人是否也乐见特朗普的当选？
现在关于这次选举的结果有很多推测，我相信美国会继续重视和支持企业创新，尤其是那些可以推动医学进步的创新。美国最让我欣赏的地方是，它能让创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迅速付诸实践，造福患者。
对于特朗普计划至少部分修改奥巴马医改法案的计划，您有什么看法？
美国近来的医疗改革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医疗服务。在我看来，这种成功应该继续保持。
罗氏依赖于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欧洲正倒退回到单一民族国家主义状态。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探讨人口的自由流动会带来哪些影响。大家都在担心太多人口的涌入，会造成各国多年来经营的福利体系不堪重负。无论有没有确切的依据，我们都应该重视这些忧虑情绪。
罗氏家事——
从家训到家族，总有一样你想看的！
您如何阐述罗氏的文化？
罗氏以科学为本。罗氏的成功在于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我们觉得，只有兼收并蓄的文化才能孕育硕果累累的研发成果。罗氏“家训”是鼓励“离经叛道”。我们研发的是可以挽救生命的产品，这是员工的额外动力。
罗氏的创始家族与公司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此您有何经验？
我们的董事会中有两位来自创始家族的成员——André Hoffmann和Andreas Oeri，他们同时也是拥有集中投票权的股东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创始家族的成员确实与罗氏密不可分，我自己也经常和他们二位保持联系。
André Hoffmann的父亲Lukas今年夏天去世了，之前他是公司三代创始人中唯一在世的。罗氏的责任现在传给了新一代，您是如何让新一代的创始家族成员参与公司管理的？
这个问题的挑战在于，除了股东角色之外，还要发展年轻家族成员对罗氏的情感依恋。家族几十年来的绝对忠诚保障了公司的稳定，我相信这一状况未来不会发生改变，我也会尽我所能提供支持。比如邀请他们来公司实习，帮助他们更深入了解公司的文化及魅力。
对于谁执掌公司，您认为这个问题有多关键？
领导力非常重要——这也意味着管理者很重要。我之前的工作经验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这点。我指的不是每个单独的决策，而是长期的策略和企业文化的问题。管理层对于战略方向的把握非常关键。除此之外，我们也依赖于员工的创新能力。但创新是强迫不来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营造好的环境。我们需要世界上具有最杰出才能和智慧的人。这是能够促成我们研发出诺贝尔奖级别的开创性药物和诊断测试的唯一途径。
每个企业都想要最聪明的人。你们会为此支付更多薪水吗？
用高薪吸引人才并没有太大帮助。科学家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自由发挥的环境，他们希望能够跟着具有一定学术声望的领导工作从而实现自身的提高。对于科学家来说，这常常要比钱更重要。
自从您成为董事长，罗氏的股价已经下跌了10%。公司现在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我从不考虑股价，我考虑的是罗氏在财务方面的发展情况。目前的情况令人非常满意。在2016年的前9个月里，销售额按固定汇率计算上升了4%——按瑞士法郎计算则上升了6%。
据说罗氏打算在巴塞尔兴建第二栋办公楼，预计高度将超过第一栋。为什么要选址在城镇中心而不是在市郊的未开发地区呢？
目前，罗氏的员工分布在巴塞尔的20多个办公地点，你可以想象同事间的密切协作是有难度的。我们想做的是逐渐把员工集中到市中心的位置，为他们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办公场所。100年前我们多买些土地就好了，但很遗憾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只能把楼造得更高一些。罗氏塔会让巴塞尔的城市景观变得更加迷人。
管理经——
做罗氏的董事长是种怎么样的体验？
您拥有任职管理德国联邦铁路、瑞士航空、汉莎航空和罗氏集团的经验。这些公司是否不尽相同？
总体而言区别还是很大的，不仅是因为业务类别不同，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特点。比如，罗氏算是研究密集型产业，拥有相当一部分外籍员工；而在利润率较低的公司里，比如交通运输行业，能明显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因而会更关注生产力和效率方面的问题。
您自己比某些同行的薪水少，而且在瑞士航空曾经要求自降薪水，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特别相信以身作则这个道理，管理者们的一举一动时刻都是员工关注的焦点。他们会判断你是否言行一致，如果不是，他们很快就能注意到。
作为高层管理者，您是否会感到孤独？
有些问题你只能和很小的一部分人讨论，比如，必须对公司核心员工进行评估的时候。而且在很多时候你不得不最终自己做决定。
董事长的日常工作是不是比首席执行官更轻松呢？
罗氏董事长也是一个全职工作，主要区别在对于时间安排上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这点让我很满意，即使我做的工作同样多。至少我的家人是这么说的。与此相反，作为罗氏的首席执行官的施万博士就没办法享受更为弹性的工作时间表了。
小药丸，大乾坤——
且看罗氏掌门人指点江山！
您仍需要应对新药研发过程中遇到的挫折，是吗？
今年，我们对一些临床试验的结果感到惊喜。当然了，有另一部分临床试验的结果没能达到预期，这对医药公司来说再正常不过了。但最关键的是，从总体来看，我们的创新能力不仅能抵消我们专利到期的影响，也维持了我们的增长势头。
现在的药物越来越有针对性，畅销药时代是否即将落幕了？
确实，现在精准化医疗是大势所趋。比如在癌症领域，我们对不同类型的突变有了更详细的了解。这意味着我们能够有目的性的为特定患者群研发各类亚型病药物。另一方面，一些药物可以对不同类型的癌症起效。比如，安维汀（Avastin）先后被批准可用于七种不同类型的癌症治疗，这让安维汀成为了罗氏最畅销的药物。
所以当您公司畅销药的专利保护到期时，您打算如何替换它们呢？
这个替换的过程不仅是对罗氏，对整个行业来说也是最大的挑战。在世界范围内，每年只有30到40种新药获得批准。如果一个公司每年能有一到两个产品上市，就已经很好了。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们获批了5种新药，这打破了罗氏有史以来的记录。
医疗保险费逐年上升，我们的医疗保健体系也快要到达极限了。有些人说现在医院太多了，另一些人说药品价格太高了。您有什么看法？
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和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医疗保险费出现一定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我们现有的医疗保健体系的主要问题是在很多方面缺乏效率。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被过度医疗了？那些过剩的供应能力主要体现在哪里？比如我们是否准备好减少现有医院的密度？当然，我知道这样的提议总会引发强烈抗议。药品费用所占比例多年来稳中有降。在瑞士，药品只占医疗总花费的10%。改革应首先处理那些支出增长不成比例的领域。
一种疗法的价格有多贵？如果要延长一年的寿命，您认为在可接受范围内的最高代价是多少？
创新药在初期相对会比较昂贵。但是关键在于，和现有的治疗选择相比，创新药有更高的附加价值。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药品专利保护到期，它们的价格会便宜很多。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清单中有29种药品是由罗氏研发的——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在这29种药品当中只有4种现在仍受到专利保护。换句话说，全世界的患者都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使用大多数药品。
用具体的价格来衡量延长寿命的时间，我认为是不道德的。其中牵涉到很多因素，这个问题最终会由社会来回答。我们要做的是，确保每一个需要我们的诊断和药品的人都能用上它们——无论他们出生或生活在哪里，他们的经济状况如何。这就是我们公司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引入了考虑购买力的国际差异定价。
几周前，我亲自探访了一些非洲的医院，去看看那里的情况。我认为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在于药品的价格，而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体系。比如，这个国家是不是缺乏必要的医疗基础设施或强制性医疗保险。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罗氏正与合作伙伴开展多项合作，旨在为发展可持续性医疗保健体系提供具体的支持和建议。
未来，我们有可能治愈癌症吗？
目前，这听起来还像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因为癌症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细胞突变过程，有多种多样的类型和亚型，而且数量惊人。尽管如此，现在在很多情况下，罹患癌症不再意味着患者被立刻宣判了死刑。未来几年，随着创新药品的不断涌现，某些癌症可能可以治愈，某些癌症有可能被转化成慢性疾病，这些都可以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