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央视新闻的“曝光”，让医生“吃回扣”问题再度被推到舆论中心。
央视记者历时8个月，调查了上海、湖南两地的6家大型医院，发现医药代表天天跑医院，向医生推销药品。只要患者购买了药品，医药代表就能提成10%左右，而他们返给医生的药品回扣，比例高达40%左右。随后，国家卫计委要求两地卫计委行政部门，对回扣事件展开调查，对涉事医生作出了停职处理。
这起事件得到了及时处理，但“医”与“药”之间的“暧昧”关系依然牵动着百姓的神经。《香港商报》报道，专家认为，药品回扣这一顽疾，问题表现在流通领域的“药”，其根源却在“医”。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医疗总费用中，门诊药费占48.3%，住院药费占36.9%，而英美等发达国家药费占比仅为10%左右，中国药品降价还有较大空间。
事实上，药品回扣的利益链条，比媒体展示的“切片”要长得多。人们不满吃回扣现象，主要是因为它助推高药价，让患者成了埋单的冤大头。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医院约有80%的收入来自药品销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以药补医”在中国医疗体系中存在已久。简单来说，由于政府投入有限，公立医院的大部分运营费用得靠医院自己的盈利填补，因此许多医生通过提高医药费和收取红包来填补薪酬，从而产生了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药品回扣的“钥匙”不只在医生手中?
造成“吃回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医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医生“吃回扣”不是新鲜事，但沪湘两地医生“吃回扣”的新闻，仍在舆论场和医生群体中引发讨论。《京华时报》报道称，从舆论反馈看，义愤填膺地抨击医生者有之，委屈不已地捍卫医生者亦有之，甚至割裂为泾渭分明的对立阵营。
有专家认为，药品从药厂进入流通，再进入到医疗服务的机构去，所有的环节里边都可能形成药价虚高，所以强调是某一个方面的责任，不太妥当。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报道称，中国因为体制对医生的收入控制非常严格，体制内医生的工资是由事业单位人员身份决定的，而付费是按项目收费，医生的劳动付出没有得到合理补偿，在使用新技术、耗材、药品的时候就不是那么追求效率，再加上药品价格加成等问题，就放大了“以药养医”的问题。
中国青年网评论认为，透过现象看本质，回扣和医生有关，这只是问题链中最基础和直接的一环。确如一些网民所言，只针对医生群体未免失之片面，“以药养医”依然存在的大背景下，药价虚高这口锅不能只让医生背。
取消“药品加成”也会带来问题?
医疗改革具有复杂性，一个方案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总体而言，取消药品加成是主要的民心所向，中国近年也一直为之付出努力，除扩大医改的试点规模外，2017年则是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的第一年。不过，取消药品加成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
近日，多家大型医院因取消药品加成等原因而陷入亏损。中国社科院相关专家预测，最晚到2018年，大量公立医院甚至包括大型三甲医院都会亏损。亏损的情况一旦蔓延，就要防止医疗机构向其他方面多收费、乱收费的转化。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政府已决定在国内更多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并赋予医院管理者更大的权力来与药品供应商就降价事宜进行谈判。据医药行业分析人士说，为应对这一新政，医院可能上调服务费用，因为严重负债的地方政府不可能填补医院的预算缺口。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报道，中国医疗改革如今的主要问题是，医疗成本能否控制在患者可承受、又足以维持医疗服务部门提供可持续服务的水平，目前的医疗改革已经暴露出这种尴尬。
“谁来承担医疗服务成本”的问题已经凸显出来。随着非传染性疾病(如糖尿病)患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再加上人口老龄化问题，医疗成本一直在升高，而且将来会越来越高。城市化进程也使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涨船高。中央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困难是一方面控制病患就医成本，另一方面免除医疗机构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问题尤为突出，他们面临过度举债的困境;因此，医院相当大部分的收入必须来自病患交费。
报道称，家境较为富裕的病患可能可以承受私立医疗机构的服务价格，但这部分病人在就医病患总数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约为10%。公立医疗体系仍然是承担医疗服务的主体，但系统内的医生收入明显过低。医疗服务能否既可持续又在病患承受范围内，还是说这只是两个完全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有待新一轮的医改提供答案。
攻克“以药补医”非一日之功
改变“以药补医”非一日之寒，需要多管齐下。
今年1月9日，国家卫计委宣布，综合医改试点省(区、市)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公立医疗机构要率先执行“两票制”，2017年扩大实施范围，争取2018年在全国推开。
所谓“两票制”，是指药品从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它砍去了产品代理环节，并且取消药品加成。这是药品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目的是减少药品的流通环节，使中间加价透明化，进一步降低药品的虚高价格，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针对药品价格虚高的“两票制”政策开始落地了，这是有关药品价格改革的举措之一。
药品价格改革是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两翼”。据了解，公立医院主要有三个收入渠道，即药品加成收入、医疗服务收费、财政补助。有专家表示，扭曲的补偿机制已运行多年，破除“以药补医”并不容易。从以往经验来看，“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并不少见。
有专家表示，中国式过度医疗的种种现象，尤其是以药养医、药价虚高和回扣之风，归根结底，是政府对包括用药在内的医疗服务实施全面价格管制的结果。中国医药行业有三大体制因素，至关重要。其一，按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所有医疗机构都对患者实行按项目收费;其二，政府对医疗服务项目实施行政定价;其三，政府对药品购销实施了三道管制，即最高零售限价、公立医院和民办非营利性医院的进货价管制(即必须执行中标价)、药品加价率管制(从15%到0%)。
遏制过度医疗的可行之道，在于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以打包付费代替按项目付费，以“一口价”取代“数明细”。世界上许多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艰难推进了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之后，过度医疗现象基本上得到了遏制。
当前，要想破除“以药补医”的医改措施达到效果，就需要在取消药品加成后，政府采取多管齐下的举措，既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又通过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提高政府补助幅度，加强内部管理遏制铺张浪费来缩小亏损面。当下“以药补医”这一体制正处于改革的磨合期，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公立医院，应尽力避免变相涨价、过度医疗等问题，使改革得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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