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用超过20年的时间实现了外方外流的生态再造，而国内才刚刚起步而已，从业者固然可以憧憬可以预见的未来，但同样需要在抬头望天的同时低头看路。
随着以医药分业为核心任务的公立医院改革的持续深入，被医院长期垄断且阻断的处方终于有了流出的迹象，虽然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处方自由流转还有着些许的差距，但至少我们看到了相对坚实的第一步，且在多种举措的加成作用下，完成以点破面只是时间问题。
据业内人士预测，仅今年自院内向院外迁移的处方药总量就将超过千亿，而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迅速膨胀到近万亿。这个数倍于OTC市场体量的增量空间，正是零售药店翘首企盼相关政策尽快落地的真实原因。那么，零售药店是否会真的成为政策红利的歆享者呢？这个问题恐怕至少需要从行业和企业从两个维度去衡量。
谁将成为处方外流甚或医药分业的最终受益者？这恐怕是医药行业从业者从未间断的思考。比照国外成熟经验，当医生处方真正被赋予或被还原流通属性后，最终会毫无悬念地流向社会药店；但事实上，日本用超过20年的时间才实现了这样的生态再造，而国内才刚刚起步而已，从业者固然可以憧憬可以预见的未来，但同样需要在抬头望天的同时低头看脚，厘清结果实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作用力与反作用。
对零售药店而言，在现有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处方外流的唯一或第一选择，在可见的视野内，至少存在着以下几种与零售药店存在竞争关系的主体：
不得不说，基层医疗机构在国家新医改体系中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相应地，在处方药市场的割据中也占据着先天优势：
自带医疗属性，往往能够凭借医疗信息的不对等性“制造处方”；
作为分级诊疗入口和出口，基层医疗机构可以实现与患者的双向接触，过程中可能附带的效果是“拦截处方”；
基层医疗机构先天被纳入医保体系，且坐拥多重政策优惠，至高的报销比例已经产生“掠夺处方”的实际效果。随着基层医疗机构职能的进一步丰满以及配备产品的进一步丰富，至少在短期内将对零售药店产生强有力的冲击。
当然，就目前资源的配置情况来看，基层医疗机构与社会药店间在功能定位上存在部分重合，行业人士预测，二者未来将由竞争走向竞合。以北京市石景山为例，在政府主导下，（部分）社会药店逐渐演变为基层医疗机构的“虚拟药库”。据此可以推测：
基层医疗机构同样属于医药分业的改革对象，药房剥离在行政计划之列；
纷至沓来的种种政策对用药范围束于基药、普药的基层医疗机构冲击更大，使之具有剥离药房的意愿。这意味着，长期看来，基层医疗机构只是零售药店的假想敌，但这个周期的长短全凭政策落地的进度。
新医改现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公立医院改革，而民营机构暂时不在改革之列，因而被认为将是“以药养医”的最后战线。但就目前的政策走向来看，民营医疗机构极可能面临类公立医院式管理，医药分业或将成为一种不可扭逆的事实。
而从当下来看，零售药店在与民营医疗机构间的竞争中并不落下风，究其原因：
民营医院药房面积有限，且采取封闭式管理，与患者间天然具有距离感；
民营药房管理相对落后，从诊疗到售药的职能变化需要面临心态转变和技能转变；
民营医院品种丰富度不足，且受政策影响利润贡献较低；
患者教育不足，尚未形成患者固定的购买习惯。
并非有意将医药电商与实体零售相互对立，从商业本质分析，二者必然走向统一。但从目前来看，医药电商在处方药销售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换言之，医药电商的“连接”属性更强，相比实体药店优劣势明显。据知情人士透露，处方药在医药电商渠道的年销售规模早已破百亿，只是在政策的限制下被“去电商化处理”而已。那医药电商是否会在处方药领域成为竞争对手？答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处方药网售的政策几度易稿，最终如何落锤犹未可知，不过依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来看，处方药销售不会进入网络渠道。
从国外的经验看，处方外流的红利最终将流入社会药店，但需要时间的堆砌和格局的打磨，因此尚需要相对漫长的周期。对于药店从业者而言，切不可盲目乐观，一避免在市场格局重塑中失去阵地，一避免在（处方药）同业竞争中丧失先机。
梧州处方共享平台参与者梧州百姓药房董事长孔建光曾表示，处方外流的红利最终将落入少数药店囊中，从医院溢出的处方并不会平均分配成44万份而输入每家药店，而是在行政干预和市场竞争中集中在一定范围内。孔建光认为，决定外流处方吸收量的关键因素，一是企业的供应链整合能力，即储备品种是否能够与医院形成互动与互补，二是企业的专业服务能力，能否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性和依从性。
深圳麦德信药店副总经理郑浩表达了近似的观点。他认为，零售药店参与外流处方的争夺，关键点在于能否通过药店分级管理的门槛。从实践来看，各地已经不同程度地开展药店分级管理试点，以上海为例，发布的《零售药店评级现场评审评分标准》共设4个大类、21个项目、81个条目，覆盖现场硬件、基础管理、药品供应、票据管理、人员配备、知识培训、药学服务等各运营管理环节。
郑浩表示，药店分级管理将进一步专业化和标准化，而针对处方外流，四个方面将成为权重的重心：“一是门店面积和功能配备，门店内应当设置专门的慢病管理区域，以体现自身的专业服务能力；二是门店的信息化程度，以保证处方在院店间流转的通顺性；三是人员配备，尤其执业的数量和质量都会有所上升，临床药师有望成为药店的有效补充；四是企业的综合实力，如知名度、美誉度等。”
从行业到企业，处方外流会被进行二次分流，如何使自身成为最终受益者，需要从业者依自身内外部环境、上下游资源合理构建模式。
要实现处方药在院外销售，有几道关口还需逾越。
电子处方是实现处方外流的重要载体，无论从便利性、安全性的角度考量，其都将成为未来的主流。各地针对电子处方进行了“不定向”的试点，多经验与教训并存，如何制定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办法，成为影响医药分业进度的关键。而与此同时，与电子处方、电子病历高度关联的电子签名也应在建设范围内，记者在2007年曾参与电子签名的立法研究，但10年后，统一的电子签名法案仍未出台。
药企、医院、药店、患者以及医保等行政部门间的信息如何实现联通，这是实现以处方共享平台为中心的外方外流推进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相应地，技术架构谁来搭建，数据整合谁来处理，信息安全谁来保障……系列问题待解。
目前医保体系在医院和药店相对分离，导致处方流转在患者一极出现阻力，如何实现二者的统一管理、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以及如何在医保资金缺口较大的情况下推动医保与商保的互动，都成为需要攻克的问题。
福利药房是属政府资源型药店，被纳入国家大病统筹体系，目前已在部分地区（如湖南长沙、武汉汉口、山东枣庄等）开展试点，以山东枣庄为例，深圳麦德信拥有2家，国大药房拥有2家，华润体系拥有1家，根据规定，福利药房直接对接医保部门，现阶段只能销售处方药，而不能开展关联销售、不得销售其他产品。
郑浩认为，随着国家谈判品种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国家大病管理的进一步健全，福利药房将成为处方外流时代的重要业态，但是推进过程中如何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及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还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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