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二聚体是纤维蛋白单体经活化因子 FXⅢa 交联形成纤维蛋白后，再经纤溶酶水解所产生的特异性降解产物，其水平的升高表明存在继发性纤溶亢进（如DIC）；FDP 反映血循环中纤维蛋白（原），在纤溶酶作用下所产生的多种碎片的含量，其水平的升高表明机体纤溶活性亢进（原发性纤溶和继发性纤溶）。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和D-二聚体最大的区别之一是，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以纤维蛋白原为底物，而D-二聚体是以纤维蛋白为底物，因此，在原发性纤溶时D-二聚体水平不高，而FDP水平高。其他病理情况下，诸如DIC时，两种的变化基本平行。D-二聚体和 FDP 的检测对于诊治凝血-纤溶系统疾病、溶血栓治疗的监测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1、用于排除深静脉血栓（DVT）、肺血栓栓塞（PTE）

必须指出，DVT 和 PTE 是同一疾病静脉血栓（VTE）在不同脏器中的表现。临床上，在诊断 DVT 时必须要考虑 PTE，在诊断 PTE 时必须要考虑 DVT，防止漏诊和误诊。

D-二聚体和 FDP 检测对 VTE 的价值在于较高的阴性预测值，检测阴性患者，仅有极少数患者（＜2%）伴静脉血栓，其原因是血栓体积很小/远端小血栓，放射线、超声检查出现阳性，临床表现与标本采集时间相隔太长（＞14 天），纤溶活性降低。

静脉血管造影是诊断 DVT 的金标准。目前应用较多的是一些非侵袭性的诊断方法，如静脉加压超声、CT 和磁共振等。D-二聚体和 FDP 检测安全、简单、快速、经济、敏感性高。对于临床疑似 DVT 患者，需联合采用 DVT Wells 临床危险度（PCP）评分法和 D-二聚体检测进行排除诊断。

2、在 DIC 诊断中的意义

在 DIC 诊断中 D-二聚体和 FDP 的诊断效率远远高于 PT、APTT、血小板计数、纤维蛋白原和 TT 等。 因 D-二聚体和 FDP 可以提供快速、特异的诊断指标，D-二聚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DIC 的严重程度，FDP 可以用于诊断确定后病情发展的监测，抗凝血酶 III（AT-III）则有助于了解疾病的严重程度和肝素治疗的有效性，联合 D-二聚体、FDP 和 AT-III 检测已成为诊断 DIC 的最佳指标。

3、原发性纤溶与继发性纤溶的区别

原发性纤溶指纤溶激活物直接激活纤溶系统，使纤维蛋白原产物 FDP 增高，与凝血系统和血栓无关。

继发性纤溶指凝血系统激活后在激活纤溶系统，使 Fg 和 Fb 同时降解，产生FDP 和 D-二聚体。

检测结果可以从下列因素进行分析：

FDP（-）和 DD（-）：纤溶活性正常，见于正常人。

FDP（+）和 DD（+）：纤溶活性亢进，见于 DIC、溶栓治疗。

FDP（+）和 DD（-）：FDP 假阳性，见于肝病等；原发性纤溶活性亢进。

FDP（-）和 DD（+）：FDP 假阴性，见于 DIC 等；DD 假阳性。

4、溶血栓药物治疗的监测

在溶栓药物（SK、UK、rt-PA 等）的作用下，血管内的栓子被迅速溶解，血浆中 D-二聚体和 FDP 明显增高，当血栓被完全溶解后，血浆中 D-二聚体和 FDP 快速下降，2 周后恢复至正常。在治疗过程中，如果溶血栓药物用量不足，血栓未能完全溶解，D-二聚体和 FDP 在达峰后会维持在较高水平。而溶血栓药物用量过大，会增加出血的危险，出血发生率高达 5%～30%。有人建议维持 FDP 在300～400μg/L，Fg 在 1.2～1.5g/L、TT 在正常对照的 1.5～2.5 倍为最佳安全、有效指标。由此可见，在溶血栓过程中于用药前、中、后动态检测 D-二聚体和 FDP 浓度变化对监测溶栓药物的效果和安全性具有较大的临床价值。

5、对术后 LMWH 治疗的指导意义

研究表明，D-二聚体是监测术后凝血激活情况以及低分子量肝素（LMWH）抗凝预防治疗的良好指标。

6、在恶性肿瘤中的意义

恶性肿瘤患者大多数伴有凝血和纤溶的异常，血浆 D-二聚体和 FDP 往往升高， 且与肿瘤浸润密切相关。

7、其它

D-二聚体和 FDP 在心血管疾病（如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性心绞痛、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硬化、高血压等）、肝脏疾病、脑血管病、妊高征及先兆子痫等疾病中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是疾病的严重程度、发展变化以及疗效和预后的有用指标。

1、血清免疫球蛋白G(IgG)
增高：慢性肝病、结缔组织疾病等。
降低：蛋白丢失性肠病、肾病综合征、混合性免疫缺陷综合征、遗传性或获得性抗体缺乏症等。

2、血清免疫球蛋白A(IgA）
增高：慢性肝病、亚急性或急性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
降低：反复性呼吸道感染、肾病综合征、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抑制剂治疗或妊娠后期等。

3、血清免疫球蛋白M(IgM)
增高：肝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结缔组织疾病、慢性或亚急性感染等。
降低：蛋白丧失性胃肠炎、混合性免疫缺陷综合征、遗传性或获得性抗体缺乏症。

4、补体C3含量测定临床意义：
       C3的增多与减少基本与总补体活性所述相似，但更为敏感。在机体组织损伤和急性炎症时，常增高或为正常，如菌血症、肺炎、扁桃腺炎、结核、伤寒、麻疹、流脑等；肿瘤患者，尤以肝癌，血清C3含量升高更为显著，但胰腺癌晚期与隐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则呈降低趋势。

C3含量降低可见于以下原因：

1）、补体成分消耗增加： 如血清病、链球菌感染后的肾小球肾炎、全身性SLE、冷球蛋白血症、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类风湿性关节炎、器官移植后的排斥反应。
2）、补体大量丢失多见于肾病综合征或大面积烧伤、外伤、手术等。
3）、补体合成不足：主要为肝病患者，如肝硬化、慢性活动性肝炎和急性肝炎的重症病例。补体成分缺陷多具遗传特点，C3及C3调控因子（C3bINA）的缺损虽然少见，但是倘若发生，将可引起危及生命的感染。

5、补体C4含量测定临床意义：
         传染病、组织损伤和急性炎症的早期，血清C4含量可因合成增加而升高，可能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参见补体C3含量测定），特别是多发性骨髓瘤C4水平可高出正常人8倍之多。其降低原因亦同于C3，临床上，C4的遗传缺损可引起全身性SLE、肾小球肾炎、反复感染以及自身免疫性慢活肝。在病程活动期时，C4水平更呈显著降低，尤其是SLE，降低早于其他补体成分，回升晚于其他成分。对狼疮性肾炎和非狼疮性肾炎，前C4降低，后者多数正常。此外还见于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类风湿性关节炎、良性复发性血尿、IgA肾病、Henoch－Schonlein紫癜、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IgA遗传性缺乏症、麻风病等多种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