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俞绛玟（化名），62岁
性别：女
职业：退休
就诊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整理者：王月明
我父母八十多岁了，还不知道我得了癌症。如果非要给生命一个期限，我希望比我父母能多活一天。
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太自信了，被癌症找上了门，我平时身体很好，每天游泳，有一次游泳后肋间疼得厉害，才想起去医院，开始诊断是胸膜炎，松了一口气，但疼痛一直没缓解，又细化了检查，检查出来肺上有肿瘤。其实现在回想，身体不是没给我过提示，我近两年嗓子开始有些沙哑，原来一条标准的女中音嗓子也施展不好了，而我明明知道嗓子沙哑可能是肺癌的早期症状，可就是侥幸地觉着那个人不会是我。
在被推进手术室之前，我看了一眼表，清醒后又马上看了时间，心沉了下去——癌细胞扩散了。记得术前谈话时，医生说如果没有扩散，手术时间大概需要三个多小时，已经扩散就没有办法手术切除，只是一个打开缝合的过程，一个多小时就能结束。我从进手术室到出来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心里已经给自己定了性——晚期。
手术无望，只能化疗了，从那时起感觉每一天都是借来的，不知道哪一天上天就会收回那些时间。就像确诊的那一天，我只是觉得肋部疼痛，就成为了肺癌患者，预期中舒适安稳的晚年生活甚至没跟我打声招呼就这样离我而去。
更突如其来的，还有癌痛。第一次化疗后，七天七夜我都没有合眼，感觉有小刀在我的骨头上不断地刮，那种痛都应该让骨骼化作齑粉了吧，但无尽的痛楚提醒我，它们都在，都在继续为我传送着难以忍受的痛感。我在地上爬，往墙上撞，都只为稍稍缓解一点疼痛，哪怕是一秒钟也好。做人的尊严早已随着剧痛完全丧失，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我跟老伴说，打开窗户让我跳下去吧，只希望一切都快点结束，疼痛也好，生命也罢，如果结束疼痛的代价是生命，我愿意去换。
老伴不断地为我按摩，鼓励我，安慰我，与我同样忍受着煎熬，短短几天，他瘦了20斤。作为家属，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目睹亲人遭受癌痛的折磨。我公公也是肺癌去世的，当时条件不好，医疗技术也没现在这么发达，自己患癌之后，再回想当时的情景，我觉得公公可能就是活活疼死的。
其实我们这代人不是没有吃过苦，我下过乡，当过兵，也算辛劳了一辈子，本来自信没有什么能够打败我，但癌痛来袭造成的痛苦还是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料。经历一周的痛苦后，我稍稍恢复得能下楼了，赶紧到医院求助，主管医生向我推荐了综合科的吴晓明主任。先止痛！吴主任一下子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当天吃完药，终于睡了一个好觉。但是，我对药物的反应太大，第二天不断地呕吐、头疼，又跑到医院调节品种和药量，之前的那种痛苦再也没出现过。
从开始评估的疼痛8级到如今的疼痛4级，止痛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也给了我继续战胜疾病的勇气。吴主任说这是因为“听话”，依从性高，定时定量服用止痛药物，而不是把它们当成“临时止痛药”。吴主任每次调整药量都像在做数学题，精细、准确，我也一一记录服药的时间、剂量以及疼痛感受，以便在复诊时能够向医生反馈，所幸坚持的效果还不错，痛止住了、药量也减下来了。
现在已经是第五次化疗了，医生说效果还不错，原发肿瘤变小了，虽然有骨转移，但没有新发病灶，止痛药的量减少了也还能睡个好觉，比起之前的情况已经好了太多太多。
即使化疗可能还要一直继续下去，但也算看到了转机，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病不都也是终身服药么，我跟他们也没什么不同，就是定期来医院“输输液”，做做检查罢了。也希望有一天，我能重拾我热爱的东西，比如每天去游游泳，和老伴一起去旅行。前方道路充满未知，但起码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记者手记
玫红色的绣花小褂，米色的亚麻长裤，整齐的花白短发，高挑精瘦的身躯，快人快语的俞绛玟（化名）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她是一名肺癌晚期患者。与她交流无疑是顺畅且轻松的，她清楚记得每个关键日期，记得每位医生的名字，记得每种药的名称。整个发病、诊断、手术、化疗的过程也都是轻松聊过。总让人觉得似乎得癌的并不是她，她只是一个知晓一切的旁观者。
和很多这个年龄的人一样，她是女儿、妻子、母亲。至今她的父母不知道她的病情，她的儿女在手术的前一天辗转得到了消息后嚎啕大哭，她反而成为安慰者，甚至连癌细胞扩散已经扩散了都是她依靠手术时间自己推测出来的，整个过程清晰又有条理。只有说到无法忍受的癌痛时，红了眼圈，哽咽起来。
很难想象是怎样的痛苦会把这样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击倒，那几日的癌痛成为了她的梦魇。她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综合科的吴晓明主任是她的贵人，把她从生不如死的痛苦中解救了出来，也希望能有更多的癌症患者能够知道痛是可以止住的，得了癌也可以有尊严的活着。
整个采访过程很顺畅，也使我对俞绛玟（化名）充满了敬佩，如此精明强干的女强人对于自己的病情必然有了很清楚的了解，而她选择的生存方式是“既认同死亡，又全力抵抗”。当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的时候，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当癌症来临时，我们该怎样做。
转载说明：本文转自《健康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