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朋友
我上世纪60年代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就在西北地区工作，主要侧重在消化病领域。那个年代，胃癌是我国第一大癌症。记得当时的估算是每年因此死亡人数超过16万。我工作过的甘肃武威、酒泉等河西走廊地区和甘南少数民族地区，恰好是胃癌高发区，接诊胃癌患者极其寻常。但当时治疗方法太有限，患者来了如果来得及，就上手术台开刀；如果来不及手术，有条件的就做一些氟尿嘧啶或丝裂霉素的化疗，效果极其有限。现在所说的姑息治疗，当时连概念还没提出来呢。
大约是1974年，我所在单位一名跟我很熟的洗衣工，50多岁，被查出患了晚期胃癌。胃癌属于治愈率低、病程较长的那类癌症，活活地熬人，把人熬得干干的。大家眼瞅着这位洗衣工朋友从壮汉慢慢变得骨瘦如柴。毕竟是条汉子，他十分坚强，也能坦然接受即将到来的死亡。但当癌痛来袭，他疼得表情扭曲，紧紧抓住我的手，捏得我生疼。再严重时，他甚至拼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咚咚咚地把头直往病房墙上撞，血迹顺着墙往下流。他已经没有心情也没有力气说话，只是瞪着双眼看着我，那祈求的目光使我至今难忘。我知道，他不是求我给他治好病，只是想少受点罪。但我能怎么办呢？除了心痛无奈，只能有限度地注射一些杜冷丁，一开始还能稳定一两个小时，到后来只管用10分钟、5分钟……毕竟是麻醉性止痛药品，有用量限制。到后来药局怕违反规定，干脆不给他发药了。在被癌痛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几个月后，他还是走了。
这就是我报考研究生是选择研究胃癌，后来又关注姑息疗法、关注癌痛治疗的 “初心”。无非就是希望患者被癌症击中时，能疼痛少些、生活质量高些，日子过得舒适一些。因为，无论生命长短，活得好一些，有尊严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是每一位癌症患者的权利。
她让我感悟到姑息治疗的真谛
我的这一愿望，随着医疗模式的改变和姑息缓和治疗理念的推广，最终慢慢变成现实。2001年末收治的一名患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目睹这位患者临终的全过程，她对生命、死亡的态度，再加上我们对她的成功治疗，使我明白了姑息缓和治疗的价值和意义，更坚定了这一信念。
她的人生极富传奇性。上世纪50年代，自幼生长在北京的她作为新中国首批留学生远赴东欧学习，后来与一位外籍男士相爱，几经坎坷最终经国家领导人特批结婚，婚后生活幸福。丈夫去世后，她又与一位法国人结合，共同养育了双方的子女。在她的操持下，一个不同国籍的祖孙三代十几口人组成了和睦的大家庭。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她决定离开长大成人并在国外扎根的子女，回到祖国定居。
找到我时，她已经是一名肺癌骨转移患者。癌痛一般来说分为三档： 3分以下，不影响睡眠； 3分～7分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睡眠；7分～10分，则会严重影响睡眠。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原则，3分以上就要进行相应的镇痛治疗。而这位女士所患的肿瘤骨转移，属于最疼的那一种。
我至今记得她对我提出的治疗期待。她说：“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但我就希望自己今后的治疗环境是温馨的，走的时候是从容的。我希望医生让我了解病情，临终时不要插那么多管子，用那么多机器抢救，只要让我不疼就好。”我同意了她的要求。
短短几天，她神奇地布置出了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病房：干净、素雅、温馨，桌上有鲜花，墙上是子女、孙子辈的一张张童年照、结婚照、家庭照。对年幼的第三代，她会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事先准备一份自己精心制作的小礼品，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她希望肿瘤科把癌痛治疗、姑息疗法好好地搞下去，这是像她这样的患者在生命尽头最需要的。说这话时，我分明感觉到了她的幸福无憾。弥留之际，我们去病房探望她，她已气若游丝，但还是尽可能维持着衣着容貌的得体，用微弱的声音认真地跟大家说“谢谢”，与每个人道别。
这位一直到死都保持优雅和尊严的大姐，让我思考良多。很多人可能觉得，得了癌症的人还有什么幸福可言，这不荒谬、残酷吗？这种说法，此前我不赞成，在姑息缓和治疗获得日益广泛的推广之后，我更加坚定地反对。患癌，并不意味着幸福走到了终点站，只是我们要换个生命维度看幸福、换种方式体会幸福。对肿瘤患者恰当的姑息支持治疗和全方位的临终关怀，是患者获得幸福感的保障。
